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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可逃 以數碼跨境鎮壓為目的的性別問題武器化

此文件為報告部分章節的非正式翻譯文本,內容包括引言、研究結果的重點摘要,以及政策建議。此文件並非報告的完整翻譯。此文件作為非正式翻譯,可能包含不準確之處,其目的僅為對本研究提供基本說明。如有差異或歧義,以本報告的英文版本為準。英文原文版本可在此處查閱

本項目由首席研究員 Ronald Deibert 教授監督,過程根據多倫多大學研究倫理協議書 #42719 《數碼跨境鎮壓的性別面向》中所述進行。

我們誠摯感謝本報告訪談中所有願意慷慨分享其個人經歷的研究參與者。他們的故事展現了投身人權運動所需的勇氣,非常感謝他們樂意分享。

同時感謝 Este Orantes Migoya 協助翻譯;感謝 Cynthia Khoo、Alice Nah、Alexandra Haché 和 Katty Alhayek對本報告進行同儕審查;感謝 Adam Senft 和 Céline Bauwens 協助文稿編輯及出版流程;感謝 Bill Marczak、Bahr Abdul Razzak、John Scott-Railton 和 Alberto Fittarelli 協助數碼調查;感謝 Snigdha Basu、Alyson Bruce 和 Mari Zhou 協助報告設計及排版;以及感謝Ryookyung Kim 負責圖像設計。

關於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和公共政策學院的公民實驗室

公民實驗室是位於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研究中心的跨學科實驗室,於資訊與通信技術、人權,以及全球安全的交匯處進行研究、開發,以及高層次的策略政策與法律參與。

我們以「混合方法」的角度進行研究,結合政治學、法律、計算機科學和區域研究的方法:調查對公民社會的數碼間諜活動;記錄影響網絡言論自由的網絡過濾及其他技術和實踐;分析流行應用程序的隱私、安全性和資訊控制;並檢視與企業和政府機構在個人數據及其他監控活動關係相關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

關於本數碼跨境鎮壓研究項目的背景

Noushin 的故事

Noushin1於一家由流散的伊朗記者所營運的新聞網站工作。她會報導伊朗的人權狀況,而德黑蘭政權視她的報導為威脅。她經常收到試圖入侵她電郵和社交媒體賬號的釣魚訊息。Noushin 也經常遭受網絡騷擾和有關性別歧視的侮辱。曾有惡意帳戶威脅要強姦她、將她放進袋子並帶回伊朗。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攻擊是有人找到她兒子的社交媒體帳號,並向他發送了露骨圖片,威脅要在他面前毆打他的母親。

Noushin 相信這些攻擊由伊朗政權及其支持者策劃,有時也會受伊斯蘭共和國強硬派有關網站的放大影響。她住在伊朗的父母也曾受威脅。暴力虐待和誹謗令人深感憂慮。Noushin 告訴我們 :「他們的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將你趕出你所佔據的空間。」受攻擊時,她會減少使用社交媒體、難以集中、感到脆弱,擔心即使身處歐洲也會遭人身攻擊。

Noushin 這番令人不安的經歷稱為「數碼跨境鎮壓」,不幸的是,她的經歷並非個別例子。當政府以數碼技術對流亡異見份子和流散社群進行監控、恐嚇和噤聲,數碼跨境鎮壓因而形成。考慮到人權遭數碼威脅、公民空間縮小,以及極權主義干涉民主社會,數碼跨境鎮壓成為了備受關注的重要領域。數碼跨境鎮壓是 跨境鎮壓 更為廣泛實踐的一部分。跨境鎮壓是指國家利用騷擾、間接強迫、綁架和暗殺等手段控制和打壓其領土以外的異議聲音。2

公民實驗室的數碼跨境鎮壓研究

公民實驗室的數碼跨境鎮壓研究始於2010年,最初是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旨在調查針對公民社會團體的數碼威脅,其中包括流亡藏族社群組織。3 當時未有特定術語描述極權國家系統性地針對國內外異見分子的鎮壓行為。2018年,公民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分析了沙特阿拉伯異議分子 Omar Abdulaziz 的設備。他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他在蒙特利爾就學期間,我們發現其手機遭到感染。Abdulaziz 與其他飛馬(Pegasus)惡意軟體的受害者描述了流亡期間這些數碼威脅帶來的廣泛負面情感與社會影響。4

出現這些討論後,公民實驗室開啟了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進一步調查此情況,而首項研究先針對生活在加拿大的流亡和流散社群的數碼跨境鎮壓進行研究。5進行這項研究時,我們注意到女性面臨一種獨特的針對模式,威脅者會試圖以關於她們性別、身體及性取向的侮辱性言論和其他威脅來羞辱和恐嚇她們。此研究領域(數碼跨境鎮壓對流亡中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和異見份子的影響)一向是公民實驗室深感興趣的主題,也促使了我們撰寫本報告。

新向度的探索: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

本研究以我們過去的研究和其他學者於此領域的貢獻為基礎,旨在理解數碼跨境鎮壓對流亡及流散女性人權捍衛者帶來的風險和傷害。我們以「女性人權捍衛者」一詞描述正在流亡或流散,參與與其原籍國有關的任何人權議題的女性。這包括可能不自我認同 為人權捍衛者的民間行動者(如記者)。本研究聚焦於自我認同為女性的捍衛者,包括(順性別/跨性別)、非二元性別和多元性別。

本研究基於來自 24 個國家、居住在 23 個庇護國的 85 位女性人權捍衛者的真實經歷,探討性別與性取向如何在數碼跨境鎮壓中作為關鍵因素。我們將跨境鎮壓中此一特定向度稱為「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本研究通過探討國家及與國家有關的行動者如何運用數碼技術並將性別轉變為武器,作為對居住於其原籍國以外的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壓制手段,為現有的跨境鎮壓和極權主義研究作出貢獻。本研究揭示了由科技驅動以針對政治流亡者及流散者的新型性別暴力形式,以及這種行為對目標人士和社群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受數碼跨境鎮壓針對的流亡和流散女性人權捍衛者,不只面對與男性對應者相同的數碼威脅,還面對針對性別的網絡騷擾、欺凌和恐嚇。這導致不成比例的傷害,包括職場挫折、污名化和社會孤立,以至親密關係破裂、嚴重情緒困擾和心理創傷。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也常放大及利用根深蒂固的父權主義規範,這些規範圍繞女性的身體、性別、行為和家庭榮譽的觀念,可能導致更多形式的暴力和歧視。

關於科技驅動的性別暴力(TFGBV)的學術研究普遍將對女性的網絡暴力歸因於社會的女性仇恨思想和父權規範,這些思想和規範會通過數碼技術被複製並延伸。6本研究重點在於國家或附屬國家的行動者如何利用這種女性仇恨思想和父權主義,從而煽動及實行具明確政治目的:「打壓國境以外的批評和異見」的壓制行為。

國家或附屬國家的行動者參與這些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增加了受害女性安全、保安及基本權利方面的風險。國家擁有資源和政治意願進行侵入性監控或採取有計劃的網絡誹謗及騷擾行動,這些行為可能會對目標的心理社會健康和職業生涯造成嚴重影響。此外,他們可能會對流亡異見人士的網上威脅採取行動,例如在其原籍國騷擾、拘禁,甚至殺害其家人,煽動流散社群中的政權忠誠份子和沙文主義團體,甚至僱用暴力份子對其進行物理攻擊。最後,國家更難以被究責,因為在針對女性的網路暴力中,國家的地位並不同於普通的個人和公司等加害者,在國內的民事法律程序中,國家可能享有豁免權。

此外,受到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攻擊之目標具有多重交織的身份特徵,包括性別、種族、族裔、移民身份和在居住國的社會經濟階級等,令她們更脆弱。流亡和流散的女性異議者往往在庇護社會中缺乏強大的社交網絡和支持結構,孤立無援的狀態使她們暴露並成為國家的鎮壓目標。某些流散社群可能自身已對女性的公開活動持保守態度,而這些女性與這些流散社群的社交聯繫,加上北美和歐洲等接收國越加不友好的移民政策,可能會令這些女性在面對壓制國家跨國威脅時,進一步削弱她們受到的保護。

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這些獨特面向急需應對,既要考慮遭受網上暴力的女性所面臨的不同風險,也要考慮應對打擊極權主義的跨境鎮壓的具體挑戰。我們的研究旨在通過檢視數碼科技、極權主義和針對流亡及流散女性異議者的性別化威脅之間的相互作用,揭示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動態及影響,為制定更有效的預防和緩解策略作出貢獻。

主要發現

本節概述報告中關於數碼跨境鎮壓使用的技術、加害者的潛在特徵與動機、研究參與者經歷的數碼攻擊與威脅所具的性別特徵,以及其影響的主要發現:

  • 數碼攻擊中使用的技術與方法:倡議人士遭受的數碼攻擊是透過一系列的工具和技術,包括社交媒體監控、入侵電子設備或社交媒體帳號、網絡騷擾與虛假信息散播,以及以虛假或個人資訊來抹黑他們。
  • 加害者的特徵:根據受訪者的描述,加害者7包括政府官員、國家支持的網絡騷擾者、虛假帳號、政權支持者,以及其他持沙文主義和女性仇恨思想的流散成員。
  • 網上威脅和攻擊的性別層面:參與者曾遭受基於性別的網絡攻擊和威脅,包括性侮辱、騷擾、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粗俗留言、帶有詳細性幻想的訊息、強暴威脅,以及涉及受害者私人生活的攻擊,這些攻擊反映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並試圖否定女性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發聲的能力。
  • 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之動機及誘因:威脅的目標通常是那些能夠引起國際關注,從而損害極權政府聲譽並加劇國際政治壓力的女性人權捍衛者。許多研究參與者認為,她們所遭遇的威脅與她們揭露原籍國政府濫權及侵犯人權的工作之間存在直接關係。這些攻擊更傾向於針對那些透過網上活動和言論來挑戰原籍國言論審查制度與父權規範的女性。
  • 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之影響:心理健康、生活品質與人際關係:受訪者經歷的數碼攻擊影響了其心理健康和整體福祉。受訪者表示感到疲憊、壓力和焦慮,並提及倦怠、失眠及抑鬱的情況。這些攻擊也大大改變了她們的安全感和她們的人際關係。網絡騷擾、攻擊和監控所帶來的壓力和不確定性,往往導致她們與家人和伴侶的關係惡化。不信任感蔓延至流散社群和線上網絡中,令研究參與者陷入孤立和疏離狀態。
  • 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影響——倡議運動與職涯工作:曾遭受抹黑攻擊的研究參與者擔心此類攻擊對其工作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這些攻擊能夠損害她們的名譽和可信度。當中,許多參與者開始質疑投身運動的代價,是否值得繼續。她們的心理健康日益惡化,影響工作效率和工作習慣。有些人被迫暫時甚至永久退出。然而,其他受訪者似乎並未因此退縮。這些研究參與者認為這些攻擊表示他們的工作對政權和政權支持者已經產生了影響。然而,即使這些研究參與者繼續投身運動,她們不得不持續評估和應對相關風險。出於對間諜活動和監控的恐懼,有些人放棄參加與較大型的流亡者聚會。有些人選擇不公開發聲,而是從事研究和寫作、幕後組織工作,或與較小型及可信的圈子內聚會。
  • 管理安全風險——保護措施與行為變化:研究參與者採取了多種措施減輕數碼攻擊帶來的傷害。她們改變了在網上的行為,並使用各種實踐網路衛生的工具和方法。然而,這種「預防性工作」8的負擔顯然落在被針對的研究參與者身上。她們須不斷評估在網上環境的風險,不得不耗費時間和精力尋找確保網絡安全的解決方案,並改善自身的防護措施。
  • 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之應對措施:研究參與者想出各種應對策略,應對攻擊帶來的影響並減輕心理傷害。他們努力提升抗壓能力,積極關注自身心理健康和福祉,並尋求家人、朋友和同儕的支持。這些應對方法需要付出情緒、社會和工作上的成本,需要被針對的人士付出大量精力和資源。
  • 向庇護國尋求支持:庇護國當局依舊沒有對受訪者提供足夠的支持。對於遭受原籍國官員的基於性別威脅的女性而言,保護缺口更為巨大,因為執法機構往往不理解此類攻擊背後的政治動機,更欠缺幫助網絡欺凌受害者所需的性別和種族敏感度。因此,許多研究參與者質疑在其居住國向警方報告事件的有效性。
  • 社交網絡平台及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研究參與者會藉大型社交媒體平台進行資訊分享、倡導和社會運動。這些平台也因此成為威脅和攻擊的主要渠道。加害者利用這些平台的技術特性,操控群眾和由演算法驅動的新聞推送,病毒式地傳播騷擾和誹謗內容。這些平台的內容審查機制經常無法有效偵測和防止網絡欺凌,尤其是在非英語社群。有些研究受訪者表示,其帳戶曾因不實的集體舉報而被接管或封鎖。他們往往因平台反應遲緩而感到孤立無援。綜括而言,倡議人士對如何保護帳戶和內容感到不確定和焦慮,加重了數碼威脅帶來的心理負擔。

政策建議

過去數年,目標社群居住的庇護國對跨境鎮壓,尤其是數碼跨境鎮壓的回應逐漸增多,唯仍不足。在庇護國已制定具體政策的情況內,這些都是正面積極的發展,顯示庇護國開始理解跨境鎮壓對人權、民主、法治的負面影響,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如上一節所述,庇護國將戰略、經濟及其他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在法律和政策上對跨境鎮壓的應對措施仍然不足,尤其是以人權角度而言。此外,社交媒體公司似乎未在社群準則和政策上直接處理數碼跨境鎮壓的問題,且其政策執行不力亦加劇局面,顯示這些公司關注的是順應國家的要求,而非與人權和民間社會團體進行有意義的合作,以保護異見人士、流散社群及其他脆弱群體。

研究人員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應對跨境鎮壓問題,包括其數碼層面和間諜軟件的傳播問題。9 這些建議針對跨境鎮壓框架下的各種利害關係者,包括庇護國、社交媒體和技術公司,以及民間社會團體。其他研究提出了針對打擊科技驅動的性別暴力的實質建議,同樣關注政府、社交媒體平台和民間社會在防止和減輕數碼化性別不平等與暴力形成傷害中的角色。10 本節將基於這些現有建議,進一步聚焦於開始應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部分內容借鑑了研究參與者提出的建議。

庇護國

遭受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女性人權捍衛者一再強調,在面對跨境鎮壓和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時,庇護國沒有提供足夠資源和支持。她們的經歷的特徵為社會孤立,以及缺乏制度或個人支持來減輕此等行為的負面影響。庇護國至今的回應往往顯出其不充分理解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所在地複雜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也未能充分了解來自種族、性別、族裔、移民身份和社會運動交織的身份所帶來的具體脆弱性。在這背景下,庇護國必須採取以下措施應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

  • 明確將跨境鎮壓及其數碼層面,以及外國干預區分開來,並在未來制定的任何政策中,清楚承認並應對女性作為這種侵犯人權行為的目標所經歷的獨特性別化傷害;
  • 確保政府機構採取「全政府」的方式來應對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確保所有相關機構就回應作出協調,並提供一致、連貫的資訊和通報渠道;
  • 提供旨在尊重及保護用戶隱私、易於訪問、安全的通報機制,使流亡或流散中的女性異見人士能向相關政府機構提出自己成為數碼跨境鎮壓或其他形式的跨國鎮壓的目標的疑慮;
  • 積極諮詢民間社會及相關公共機構,確保向受影響的流亡和流散社群充分分享政府應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資訊;
  • 為旨在應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社群計劃提供財務及其他必要支持,例如:
    • 確保為流亡和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提供易於訪問的團體和個人諮詢服務;
    • 支持為流亡和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而設的社群支持小組的發展,以及提供同儕間學習的機會;以及
    • 支持為流亡和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提供專門設計的定期數碼培訓,培訓由當地組織提供,針對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及這些群體所經歷的數碼威脅的性質專門設計。
  • 確保執法和情報機構等相關機構接受有關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以及移民和法律身份相關問題的專門培訓,以適當支持申訴人。
  • 協助受害者伸張正義,這需要一系列措施,例如修訂國家豁免法,允許受害者對跨境鎮壓的國家提出民事訴訟。

社交媒體平台

正如我們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研究所揭示,社交媒體公司是跨境鎮壓行為中的關鍵角色,X、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是進行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的場所。本研究對少數社交媒體平台的政策和指引進行的調查顯示,這些平台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對數碼跨境鎮壓(或基於性別導向的數碼跨境鎮壓)的具體認識。社交媒體平台必須採取以下措施應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

  • 承認數碼跨境鎮壓的問題,制定並落實社群政策和指引以專門應對這問題,包括其性別層面;
  • 與支持流散或流亡的女性異見人士的民間社會團體緊密合作,通過諮詢這些組織,開發和分享專門的網絡安全建議和工具,以紓解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問題。
  • 開發易於訪問、具備創傷知識、針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公開通報渠道,以減少二次創傷,並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確保能夠迅速、恰當地識別和處理這些事件;
  • 對商業監控技術產業進行研究並發表相關成果,11透明地報告國家行動者的數碼威脅,並將這些基礎數據和相關信息提供給予獨立研究人員;以及
  • 投入足夠資源,以了解並減輕國家如何將性別變成武器,作為針對女性人權捍衛者、異見人士、記者及其他民間社會成員的網絡騷擾和虛假信息攻擊的一部分。具體而言,這代表聘用具備流利中東、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國家語言能力的員工,他們更需要對這些地區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有深入理解。

民間社會團體

與流亡或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合作的民間社會組織,也是應對跨境鎮壓的重要角色。民間社會組織應致力採取以下行動:

  • 向處理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境鎮壓的政府機構提供簡要資訊,說明哪些干預措施對社群成員有幫助,以及需要提供哪些支持;
  • 促進並培養流亡或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的專門支持網絡,以解決流亡女性異見人士所面臨的複合脆弱性——數名受訪者指出,當她們知道其他流亡或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也面臨相同的威脅和影響時,她們於社會中孤立感會得到緩解;
  • 提供、資助或促進向流亡或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提供的諮詢服務。數名受訪者報指,在面對基於性別的數碼跨國壓力時會擔憂心理和身體健康;
  • 在一般數碼安全培訓和教育材料中加入針對性別及交織風險的內容。受訪者指出,雖然部分人曾參加數碼安全課程,但性別問題並非這些培訓的核心重點;以及
  • 為選擇向執法機構或其他庇護國機構通報被針對的情況的流亡或流散的女性異見人士提供資訊、法律支援和諮詢。

  1. 參與者已被分配化名以保護其身份。↩︎
  2. 參見自由之家(無日期)《Transnational Repression》<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Nate Schenkkan 及 Isabel Linzer(2021)《Out of Sight, Not Out of Reach》自由之家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Complete_FH_TransnationalRepressionReport2021_rev020221.pdf>。關於間接強迫,參見 Fiona Adamson 及 Gerasimos Tsourapas(2020)《At Home and Abroad:Coercion-by-Proxy as a Tool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自由之家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home-and-abroad-coercion-proxy-tool-transnational-repression>。↩︎
  3. Masashi Crete-Nishihata、Jakub Dalek、Ronald Deibert、Seth Hardy、Katharine Kleemola、Sarah McKune、Irene Poetranto、John Scott-Railton、Adam Senft、Byron Sonne 及 Greg Wiseman(2014)《Communities @ Risk:Targeted Digital Threats Against Civil Society》公民實驗室 <https://targetedthreats.net/>。↩︎
  4. Bill Marczak、John Scott-Railton、Adam Senft、Bahr Abdul Razzak 及 Ron Deibert(2018)《The Kingdom Came to Canada:How Saudi-Linked Digital Espionage Reached Canadian Soil》公民實驗室 <https://citizenlab.ca/2018/10/the-kingdom-came-to-canada-how-saudi-linked-digital-espionage-reached-canadian-soil/>;Access Now(2020)《From India to Rwanda, the Victims of NSO Group’s WhatsApp Hacking Speak Out》<https://www.accessnow.org/nso-whatsapp-hacking-victims-stories/>。↩︎
  5. Noura Aljizawi、Siena Anstis、Sophie Barnett、Sharly Chan、Niamh Leonard、Adam Senft 及 Ron Deibert(2022)《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War: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Canada》公民實驗室 <https://citizenlab.ca/2022/03/psychological-emotional-war-digital-transnational-repression-canada/>。↩︎
  6. 例子參見:Henry、Nicola 及 Anastasia Powell(2015)〈Embodied Harms:Gender, Shame, and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Violence Against Women》21(6);Suzie Dunn(2020)《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An Overview》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technology-facilitated-gender-based-violence-overview/>。↩︎
  7. 本報告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通過半結構化訪談收集數據,與自我認同 為其原籍國的攻擊對象進行訪談。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依據受訪者自行報告的傷害情況,以了解她們認為其所經歷的威脅屬何性質及其影響,而不是對每個所描述的攻擊進行技術實證調查。↩︎
  8. Sarah Sobieraj(2020)〈Constant Calibration (Preventative Labour) 〉,載於《Credible Threat:Attacks Against Women Onlin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牛津大學出版社)。↩︎
  9. 例子參見:Freedom House(無日期)《Policy Recommendations:Transnational Repression》<https://freedomhouse.org/policy-recommendations/transnational-repression>;Noura Aljizawi、Siena Anstis、Sophie Barnett、Sharly Chan、Niamh Leonard、Adam Senft 及 Ron Deibert(2022)《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War: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Canada》公民實驗室 <https://citizenlab.ca/wp-content/uploads/2022/03/Report151-dtr_022822.pdf>;Siena Anstis、Ronald J. Deibert 及 John Scott-Railton(2019)《A Proposed Response to the Commercial Surveillance Emergency》Lawfare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proposed-response-commercial-surveillance-emergency>;Noura Aljizawi、Gözde Böcü 及 Nicola Lawford(2024)《Enhancing Cybersecurity Resilience for Transnational Dissidents》Center for Long Term Cybersecurity <https://cltc.berkeley.edu/publication/cyber-resilience-for-transnational-dissidents/>。↩︎
  10. Cynthia Khoo(2021)《Deplatforming Misogyny:Report on Platform Liability for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Women’s Legal Education and Action Fund <https://www.leaf.ca/wp-content/uploads/2021/04/Full-Report-Deplatforming-Misogyny.pdf>;Suzor、 Nicolas、Molly Dragiewicz、Bridget A. Harris、Rosalie Gillett、Jean Burgess 及 Tess Van Geelen(2018)〈Human Rights by Design: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Address Gender-Based Violence Online〉《Policy & Internet》 11(1)。↩︎
  11. Mike Dvilyanski、Margarita Franklin 及 David Agranovich(2022)《Threat Report on the Surveillance-for-Hire Industry》Meta(12 月 15 日)<https://about.fb.com/wp-content/uploads/2022/12/Threat-Report-on-the-Surveillance-for-Hire-Industr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