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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逃 以数码跨国镇压为目的的性别问题武器化

本文件是报告中特定章节的非正式翻译文,具体內容包括引言、调查结果概要和政策建议。这不是报告的完整翻译,作为非正式翻译文,可能存有不准确的地方。此译文目的仅用于帮助读者大致理解本研究。如有任何歧义或含糊之处,以本报告的英文版本为准。点击此处以查看英文原版

此项目由首席研究员Ronald Deibert教授监督,过程按照多伦多大学研究伦理协议第42719号《数码跨国镇压的性别维度》所进行。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调查的参与者慷慨地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她们的个人经历。她们的故事展示了投身人权活动所需的勇气,非常感谢他们愿意与我们交谈。

同时感谢Este Orantes Migoya的翻译协助;Cynthia Khoo、Alice Nah、Alexandra Haché和Katty Alhayek对本报告的同侪评议;Adam Senft和Céline Bauwens的编辑校对以及出版过程中的协助;Bill Marczak、Bahr Abdul Razzak、John Scott-Railton和Alberto Fittarelli在数字调查方面提供的协助;Snigdha Basu、Alyson Bruce和Mari Zhou在设计和排版本报告方面提供的协助;以及Ryookyung Kim提供的图像设计。

关于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

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是一个位于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跨学科实验室,致力于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权和全球安全领域开展研究、开发以及高级战略政策和法律事务。

我们通过「混合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政治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和区域研究的方法,以:调查针对民间社会的数码间谍活动;记录影响网络言论自由的互联网过滤技术和其他技术及活动;分析热门应用程序的隐私、安全和信息控制;审查企业与国家机构在个人数据和其他监控活动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本数码化跨国镇压研究项目的背景

Noushin 的故事

Noushin1在一家新闻网站工作,該网站由一名流散异乡的伊朗记者所运营。她会报道伊朗的人权状况,德黑兰政权视她的报道为一种威胁。她经常收到钓鱼邮件,有人试图借此入侵她的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账户。Noushin还经常遭受到网络骚扰和性别歧视的侮辱。曾经也有恶意账户威胁要强奸她,把她装进袋子带回伊朗去。然而,最令人心寒的的攻击是有人找到了她儿子的社交媒体资料,并给他发送了露骨的图片,威胁要在他面前袭击他的母亲。

Noushin认为这些攻击是由伊朗政权及其支持者策划的,有时甚至还受到伊斯兰共和国强硬派下属网站的放大影响。她的父母住在伊朗,也一併受到威胁。暴力虐待和诽谤令人深感不安。Noushin告诉我们 : 「他们的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把你从你占据的空间里赶出去。」受攻击时,她减少在社交媒体上活动、难以集中、自感脆弱,即便她身处欧洲也害怕受到人身伤害。

Noushin这番令人不安的经历名为 「数码跨国镇压」。但不幸的是,她的经历并非唯一个案。当政府利用数码技术对异见人士和流散群体进行监视、恐吓和禁声时,此便形成了数码跨国镇压。考虑到人权遭受数码威胁、公民空间缩小以及民主社会受到专制干涉,这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这属于跨国镇压 中更为广泛实践的一部分,指的是国家使用骚扰、代理胁迫、绑架和暗杀等手段以控制和压制境外的异见人士。2

公民实验室关于数码跨国镇压的研究

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对数码跨国镇压的研究始于2010年,最初是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旨在调查针对民间社会团体所进行的数码威胁,其中包括流亡的藏族社区组织。3 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术语来描述专制国家系统性地针对境内外异见人士的这种行为。2018年,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异见人士 Omar Abdulaziz 的设备。他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我们发现在他于蒙特利尔学习期间手机被感染了。Abdulaziz 和其他飞马 (Pegasus) 计划的目标人物描述了在流亡期间这种数码威胁所带来的广泛负面情绪和社会影响。4

这些讨论出現以后,公民实验室启动了一项专门研究以进一步调查这行为,先是对加拿大流亡和流散社区受到数码跨国镇压的研究。5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我们注意到女性尤其面临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针对性攻击,对方会通过诋毁性评论和其他与性别、身体和性相关的威胁来羞辱和恐吓她们。数码跨国镇压对女性人权捍卫者和流亡异見人士造成影响,而公民实验室对此特殊议题所给予的关注启发了我们撰写本报告。

新层面的探索: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

基于我们之前的研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我们在这项新研究中的目标是了解数码跨国镇压对流亡及流散的女性人权捍卫者所造成的风险和伤害。我们使用「女性人权捍卫者」一词来指那些目前处于流亡或流散海外的状态,她们致力于参与任何与原籍国相关人权问题的女性。这一词汇也涵盖了那些可能不认为 自己 是人权捍卫者的民间社会人士(例如记者)。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自我认同为女性(顺性别或跨性别)、非二元性别者以及性别多元的人权捍卫者。

我们通过来自24个国家、居住在23个庇护国的85名女性人权捍卫者的亲身经历,对性别和性取向如何在数码跨国镇压中作为关键因素而进行研究。我们将跨国镇压的此特定方面称为「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这研究通过调查国家和国家附属机构如何具体的利用数码技术把性别变成武器,以此作为对居住在原籍国以外的女性人权捍卫者的压迫手段,为现有的跨国镇压和独裁主义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揭示了科技催生的针对政治流亡者和流散群体的新型性别暴力形式,并探讨了这种行为对目标个人及其社区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发现,被数码跨国镇压针对的流亡及流散的女性人权捍卫者不仅遭受与男性对等者类似的各种数码威胁,还额外面临针对基于性别的网络骚扰、虐待和恐吓。这些会导致不成比例的严重伤害,包括职场挫折、污名化、社会孤立,甚至于亲密关系破裂、严重情绪困扰和心理创伤。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常常放大并利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规范,其中包括关于女性身体、性别、行为以及家庭荣誉的观念,这可能进一步引发更多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关于科技促进的性别暴力(TFGBV)的研究通常将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归因于社会中的厌女症观念和父权制规范,这些观念和规范通过数码技术被复制及延伸。6 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国家或其附属机构如何利用厌女症和父权制,煽动并实施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压制性行为:对境外的批评声音和异見进行压制和禁声。

国家或其附属机构对这些行为的参与,进一步加剧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增加了目标女性在安全、保障和基本权利方面面临的风险。国家拥有充足的资源和政治意图,能够实施侵入性监控或发起有组织的在线诽谤与骚扰活动,从而对目标人物的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涯造成深远而严重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可能采取行动将网络威胁付诸现实,例如骚扰、拘留甚至杀害流亡异见者在本国的家人;煽动流散社区中的政权忠诚者或沙文主义团体;甚至派遣雇佣暴徒对其进行人身伤害。最后,与对妇女实施网络暴力的个人或公司不同,国家可能在国内法院的民事诉讼中享有豁免权,因此更难追究责任。

此外,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所针对的人群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交叉,包括性别、种族、民族、移民身份以及居住国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这使他们更加脆弱。流亡或流散的异见女性在庇护国往往缺乏强大的社交网络和支持体系,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她们更容易成为国家镇压的目标。某些流散社区可能本身对女性的公共活动持保守态度,她们与这些社区的社会关系,再加上北美和欧洲等接收国日益敌视移民的政策,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进一步阻碍了这些女性获得应有的保护,使她们更易受到母国高压政策的跨境侵害。

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具有独特的维度並需要采取应对措施,既要考虑到女性成为网络暴力目标的风险,又要考虑到应对专制跨国镇压的具体挑战。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探讨数码科技、专制主义以及针对流亡及流散海外异見女性的性别威胁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动态与影响,并为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策略提供支持。

主要发现

本章将概述报告中的重要发现,包括数码跨国镇压中使用的技术、加害者的潜在特征和动机、研究参与者所经历的数码攻击及威胁的性别特征,并探讨这些发现所带来的影响。

  • 数码攻击中使用的科技和技术:活动人士所遭受的数码攻击是利用了一系列工具和技术,包括社交媒体监控、黑客入侵电子设备或社交媒体账户、网络骚扰与虚假信息传播,以及通过虚构或私人信息以对他们进行抹黑。
  • 加害者特征:受访者指出,加害者 7 包括政府官员、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者、虚假账户、政权支持者以及其他具有沙文主义和厌女思想的流散成員。
  • 网络威胁和攻击的性别层面:参与者遭受了基于性别的网络攻击和威胁,包括性侮辱、骚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粗俗评论、详细描述性幻想的信息、强奸威胁,以及攻击目标的个人生活。这些行为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意在剥夺女性在政治和社会议题上的发言权。
  • 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动机和诱因:威胁的目标通常是那些能够引发国际关注,从而损害专制政府声誉并加剧外国监督压力的女性人权捍卫者。许多研究参与者认为,他们所遭遇的威胁与其揭露本国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的工作之间存在直接关系。攻击会进一步针对那些通过线上活动和言论挑战母国审查制度及父权规范的女性。
  • 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之影响: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受访者经历的数码攻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受访者感到疲惫、压力和焦虑,並提到了倦怠、失眠和抑郁的状况。这些袭击事件深刻影响了她们的安全感及人际关系。网络骚扰、攻击和监控所带来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往往导致家庭关系和伴侣关系恶化。这种不信任感逐渐蔓延至流散群体和线上网络,使研究参与者陷入孤立和退缩的状态。
  • 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之影响——行动主义和专业工作:曾被抹黑的调查参与者担心抹黑活动可能对她们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声誉和可信度。许多人开始质疑行动主义的代价,以及是否值得继续坚持下去。日益恶化的心理健康影响了她们工作效率和工作流程。有些人被迫暂时甚至永久。然而,其他受访者似乎未因此而退缩。这些研究参与者认为,她们遭受攻击正意味着其工作正在对政权及其附属机构产生影响。然而,即使这些研究参与者坚持自己的行动主义,她们仍需不断评估和应对相关风险。由于担心受到间谍活动的监视,一些人选择拒绝参加与其他流亡者的较大型聚会。有些人选择不公开发声,而是专注于研究和写作、幕后组织活动,或仅在更小型更能信任的圈子内聚会。
  • 管理安全风险——安全措施与行为改变:研究参与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轻数码攻击带来的危害。她们调整了自己的网络行为,并采用了多种工具和方式以实践数码卫生。然而,这种「预防性工作」8的负担显然落在了目标研究参与者的肩膊上。她们持续不断评估网络环境的风险,并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寻找保障数码安全的解决方案,並加强自身的防护措施。
  • 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之应对措施:为了应对攻击的影响并减轻其造成的心理伤害,研究参与者提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她们努力培养心理韧性,积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并寻求家人、朋友和同伴的支持。这些应对策略需要付出情感、社交和工作上的代价,需要目标个人付出大量精力和资源。
  • 寻求庇护国的支持:庇护国当局对受访者提供的支持仍然不足夠。对于在原籍国遭受国家基于性别而作出威胁的女性而言,这种保护缺口更加显著,因为执法部门往往不了解此类攻击背后的政治动机,也缺乏帮助网络虐待受害者所需的性别和种族敏感性。因此,许多研究参与者对在居住国报警的有效性有所质疑。
  • 社交媒体平台和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研究参与者于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信息、倡导和实现行动主义。这些平台因此也成为威胁和攻击的主要目标。加害者利用平台的技术特性,操控由人群和算法所驱动的新闻推送,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散布骚扰和诽谤信息。平台的内容审查往往无法有效发现和阻止网络滥用,尤其是在非英语社区中。一些受访者表示,她们的账户因收到大量虚假举报而被接管或冻结。由于平台反应迟缓,她们常常感到孤立无援。总的来说,活动人士对如何保护账户及其内容感到不确定和焦虑,这加重了数码威胁所带来的心理负担。

政策建议

过去几年,目标社区所在的庇护国针对跨国镇压(包括数码跨国镇压)的回应有所增加,尽管仍不足够。庇护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这些正面积极的发展证明他们开始认识到跨国镇压对人权、民主和法治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正如前文所述,庇护国将战略、经济和其他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在法律和政策方面,尤其是从人权角度来看,应对跨国镇压的努力仍显不足。此外,社交媒体公司似乎并未在社区准则和政策中直接处理数码跨国镇压的问题,而政策落实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这局面。这表明社交媒体公司更关注遵守国家要求,而不是与人权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以保护异见人士、流散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应对跨国镇压问题,涵盖了数码层面的挑战以及间谍软件的扩散问题。9 这些建议针对跨国镇压框架中的不同参与者,包括庇护国、社交媒体和技术公司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其他研究也提出了应对科技驱动的性别暴力的实质性建议,同样关注政府、社交媒体平台和民间社会在预防和减轻数码性别不平等及暴力的危害方面的作用。10 本部分中,我们将基于现有建议更具体地集中于开始解决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问题,部分借鉴了研究参与者提出的建议。

庇护国

受到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女性人权捍卫者一再强调,面对跨国镇压和基于性别的数码镇压,庇护国沒有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援。她们经历了社会孤立,以及缺乏机构或个人支持,使她们无法有效减轻这些攻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庇护国至今的反应往往未能充分理解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所隐含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未能认识到因种族、性别、民族、移民身份和行动主义等多重身份所带来的特定脆弱性。考虑到这背景因素,庇护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以解决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问题:

  • 明确跨国镇压及其在数码层面上的活动,以及外国干涉区分起来,并在未来颁布的任何政策中,清楚承认并回应女性作为这种侵犯人权行为的目标所遭受的独特性别伤害;
  • 确保政府机构以「整体政府」的方式解决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问题,确保所有相关机构和部门协调应对,并提供一致连贯的信息和报告渠道;
  • 提供易于使用且安全的报告机制以尊重和保护用户隐私,流亡或流散的女性异見人士能够通过该机制向相关政府机构提出自己遭受数码跨国镇压或其他形式跨国压制的疑虑。
  • 積極主动地与民间社会以及相关的公共部门机构和机关进行协商,确保向受影响的流亡和流散社区充分共享信息,让他们了解政府对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应对措施;
  • 为旨在解决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问题的社区措施提供资金和其他必要支持,例如:
    • 确保流亡和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能够轻松地获得团体和个人咨询服务;
    • 支持为流亡和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建立的社区支援团体,并提供与同伴一起学习的机会;同时,
    • 支持当地组织为流亡和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提供定期且量身定制的数码培训,培训内容根据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GDTR)以及这些群体所面临的数码威胁性质而特别设计。
  • 确保相关机构和部门(如执法和情报机构)接受有关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以及移民和法律地位相关问题的专门培训,以确保为报告者提供适当的支持。
  • 为遭受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目标群体促进依法维权的途径,包括修订国家豁免法,允许受害者对跨国镇压中的国家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等措施。

社交媒体平台

正如我们对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研究所揭示,社交媒体公司是跨国镇压行动中的重要角色,X、Instagram和Facebook等平台是实施基于性别的数字跨国镇压的主要渠道。我们对数个平台上的社交媒体政策和准则进行了调查,发现政策當中对数码跨国镇压(或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具体认识。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以开始应对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问题:

  • 承认数码跨国镇压的问题,并制定、执行社区政策和指导方针以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其性别层面。
  • 与支持流散或流亡女性异见人士的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制定和分享特别设计的数码安全建议和工具,减轻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
  • 开发易于访问、具创伤认知、针对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的公共报告渠道,以减少再次造成创伤的机会,并提供以人为本的支持,确保这些事件能够得到快速且适当的识别和处理。
  • 研究并发布商业监控技术行业信息,11透明地报告来自国家的数码威胁,并向研究监控服务行业的独立研究人员提供此类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此外,
  • 投入足够资源以了解并减少国家将性别作为武器的情况,这属于应对针对女性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记者和其他民间社会成员的网络骚扰和虚假信息运动的一部分。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要雇佣具备流利中东、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语言能力的员工,这些员工必须对这些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理解。

民间社会组织

与流亡或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是应对跨国镇压的关键要素。民间社会组织应致力于提供以下服务:

  • 向应对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镇压方面的政府机构提供資訊,并阐明哪些干预措施有助于社区成员以及他们所需的支持。
  • 为流亡或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提供支持网络,帮助她们应对所面临的复杂困境。一些受访者指出,当她们了解到其他流亡或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也面临相同的威胁和影响时,她们在社会中的孤立感得以缓解;
  • 为流亡或流散国外的女性异见人士提供、资助或协助咨询服务。多名受访者表示,她们担心在基于性别的数码跨国压迫下,自己的身心健康会受到影响;
  • 在一般数码安全培训和教育材料中纳入关注性别和交叉风险的组成部分。受访者指出,虽然有些人已经参加了数码安全课程,但性别问题并不是这些培训的重点;以及
  • 为决定向执法部门或其他庇护国机构举报的流亡或流散的女性异见人士提供信息、法律支持和咨询。

  1. 为保护参与者身份,我们为其分配了化名。↩︎
  2. 请参阅自由之家(无日期)《跨国镇压》<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Nate Schenkkan 及 Isabel Linzer(2021)《眼不见,心不烦》自由之家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Complete_FH_TransnationalRepressionReport2021_rev020221.pdf>。关于代理胁迫,请参阅 Fiona Adamson 和 Gerasimos Tsourapas(2020)的《国内外:代理胁迫作为跨国镇压的工具》, 自由之家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home-and-abroad-coercion-proxy-tool-transnational-repression>。↩︎
  3. Masashi Crete-Nishihata、Jakub Dalek、Ronald Deibert、Seth Hardy、Katharine Kleemola、Sarah McKune、Irene Poetranto、John Scott-Railton、Adam Senft、Byron Sonne和Greg Wiseman(2014年),《面临风险的社区:针对公民社会的数码威胁 》,公民实验室<https://targetedthreats.net/>。↩︎
  4. Bill Marczak、John Scott-Railton、Adam Senft、Bahr Abdul Razzak和Ron Deibert(2018年),《降临加拿大的王权 :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数码间谍活动如何渗透到加拿大 》公民实验室<https://citizenlab.ca/2018/10/the-kingdom-came-to-canada-how-saudi-linked-digital-espionage-reached-canadian-soil/ >;Access Now(2020),《从印度到卢旺达,NSO集团WhatsApp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声音》,<https://www.accessnow.org/nso-whatsapp-hacking-victims-stories/>。↩︎
  5. Noura Aljizawi、Siena Anstis、Sophie Barnett、Sharly Chan、Niamh Leonard、Adam Senft和Ron Deibert(2022年),《心理和情感战争:加拿大数码跨国镇压 》公民实验室 <https://citizenlab.ca/2022/03/psychological-emotional-war-digital-transnational-repression-canada/>。↩︎
  6. 参阅例子 : Henry、Nicola 及 Anastasia Powell(2015)的《具体伤害:性别、耻辱与科技促进的性暴力》,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第21卷第6期;Suzie Dunn(2020年),《科技促进的性别暴力:概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technology-facilitated-gender-based-violence-overview/>。↩︎
  7. 本报告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与自我认為受到母国攻击的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来收集数据。在大多情况下,我们依据受访者 自行报告的伤害 以了解其所经历威胁的性质和影响,而非对每宗描述的攻击进行技术实证调查。↩︎
  8. Sarah Sobieraj(2020),《持续校准(预防性工作)》,载于《可信威胁:《对妇女的网络攻击与民主的未来》, (牛津大学出版社)。↩︎
  9. 例如参阅自由之家(无日期),《政策建议:跨国镇压》,<https://freedomhouse.org/policy-recommendations/transnational-repression>;Noura Aljizawi、Siena Anstis、Sophie Barnett、Sharly Chan、Niamh Leonard、Adam Senft 和 Ron Deibert(2022),《心理和情感战争:加拿大数码跨国镇压》公民实验室 <https://citizenlab.ca/wp-content/uploads/2022/03/Report151-dtr_022822.pdf>;Siena Anstis、Ronald J. Deibert和 John Scott-Railton(2019),《对商业监控紧急情况的拟议应对措施》,Lawfare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proposed-response-commercial-surveillance-emergency>;Noura Aljizawi、Gözde Böcü 和Nicola Lawford(2024),《增强跨国异見人士的网络安全弹性》,长期网络安全中心 <https://cltc.berkeley.edu/publication/cyber-resilience-for-transnational-dissidents/>。↩︎
  10. Cynthia Khoo(2021),《消除厌女症:关于科技促进的性别暴力平台责任报告》,妇女法律教育与行动基金<https://www.leaf.ca/wp-content/uploads/2021/04/Full- Report-Deplatforming-Misogyny.pdf>;Suzor、Nicolas、Molly Dragiewicz、Bridget A. Harris、Rosalie Gillett、Jean Burgess和Tess Van Geelen(2018年),《被设计出来的人权:社交媒体平台应对网络性别暴力的责任》,《政策与互联网》11(1)。↩︎
  11. Mike Dvilyanski、Margarita Franklin和David Agranovich(2022年),《监控服务行业威胁报告》,Meta(12月15日)<https://about.fb.com/wp-content/uploads/2022/12/Threat-Report-on-the-Surveillance-for-Hire-Industr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