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独裁国家在打压异议方面的行动并不局限于本国领土范围。过去几年发生了多起引人注目的跨国镇压事件（一些国家通过实施打压政策来镇压或胁迫其领土边界以外的国民），包括沙特记者 Jamal Khashoggi 在土耳其遇害，¹卢旺达反对派成员和异见人士在南非等地被暗杀，²中国的异见人士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骚扰和恐吓。³ 尽管跨国镇压由来已久，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这类做法正在不断蔓延。⁴这种数字层面的跨国镇压（我们称之为数字化跨国镇压）正迅速成为最基本的常规跨国镇压手段，并对流亡他国的异见人士和活动家的权利和自由构成威胁。

这份报告阐述了数字化跨国镇压对居住在加拿大的活动家和异见人士有哪些影响。我们的结论是，数字化跨国镇压对这些群体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对他们开展跨国人权宣传工作能力的影响。然而，遭受这种攻击的受害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力度仍显不足。这一发现令人担忧，因为特鲁多政府声称欢迎移民和难民来到加拿大，并将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基石。加拿大政府已经开始应对外国干涉（该词含义很广泛，足以涵盖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威胁，但主要关注与加拿大民主制度、经济利益和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数字威胁。保护移民和难民的权利和自由似乎无关紧要。

报告的第 1 节介绍了传统的跨国镇压机制以及威权主义的域外行使。第 2 节中，我们从数字化跨国镇压的表现形式以及对流亡他国的活动家和异见人士的影响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回顾。第 3节总结了我们的采访结果，受访者为从原籍国移居或逃亡至加拿大，但在加拿大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化跨国镇压的活动家和异见人士。最后，在第 4节中，我们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帮助着手解决其境内的数字化跨国镇压问题。

第 1 节：跨国镇压简介

“跨国镇压”一词描述了独裁国家如何“跨越国界来打压散居侨民和流亡群体中的异见”。⁵它与所谓的软实力的区别在于，跨国镇压“并非寻求通过吸引力来赢得影响力，而是以分裂、颠覆、拉拢和胁迫为目的”。⁶

实施跨国镇压的国家采用各种方法来打压、迫害、控制、胁迫或恐吓在国外的本国国民，防止他们从事可能破坏或威胁其境内的国家和权力机制的跨国政治或社会活动。因此，对于旅居国外的这些国家的国民，他们行使“权利、自由和‘发言权’”的方式仍然受到限制，即使在离开原籍国之后，他们依然受制于国家威权主义。⁷

第 2 节：数字化跨国镇压简介

数字化跨国镇压的主要特征

数字技术被融入到现有的跨国镇压模式中，增强了独裁国家开展域外镇压活动的可用机制。⁸据报道，许多国家都曾使用各种数字技术来打压居住在境外的本国国民，例如，巴林、⁹缅甸、¹⁰中国、¹¹埃及、¹²埃塞俄比亚、¹³伊朗、¹⁴哈萨克斯坦、¹⁵卢旺达、¹⁶沙特阿拉伯、¹⁷叙利亚¹⁸和越南¹⁹等。以下是数字化跨国镇压特有的几个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助推了这一现象的蔓延：

• 风险低且规模化：虽然数字技术需要投入些资金或人力，但有许多数字化跨国镇压手段的成本都相对较低（例如，社交媒体骚扰活动、利用 Skype视频电话进行代理胁迫、网络诽谤等），并且能够大规模实施，覆盖广泛。²⁰
• 不易察觉：采用数字技术的入侵行为很难被受害者察觉。²¹ 人们很难追查诽谤的源头，对于社交媒体或其他网络平台上的骚扰信息或威胁信息，也很难查明始作俑者的真实身份。零点击漏洞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在不留下明显痕迹（例如，恶意文本）且不需要攻击目标执行特定操作（例如，点击链接）的情况下感染受害者的手机。²²执法部门或其他相关组织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很难识别这类活动并查明行为体的确切身份。
• 适应性强：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事此类活动的国家在使用数字技术时能够轻易、迅速地改变战术和策略。²³此外，数字化跨国镇压并不需要耗费与物理监视活动相同的资源。²⁴
• 寒蝉效应的波及范围更广：间谍软件和恶意软件等数字技术的存在，以及被原籍国用来攻击目标人物的可能性，本身就会引起不安全感，并对攻击目标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产生寒蝉效应。其实，“当私生活因恶意软件攻击而被曝光，或得知家人受到威胁时，个人可能会立即减少或停止维权活动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²⁵
• 缺乏对国家行为体和其他实施者的问责：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跨国镇压的“标准成本”可能“偏低”，因为这种威胁可能不会被视为“对东道国主权的侵犯”。²⁶除了惩罚措施的缺失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实施跨国镇压的规范成本降低了，特别是在非战争时期，针对实行域外暴力的国家的规范受到了侵蚀。”²⁷实际上，针对未达到武力使用门槛的数字攻击，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仍然存在争议。²⁸

第 3节：加拿大境内的数字化跨国镇压

2020 年至 2021年，我们对居住在加拿大的活动家和异见人士开展了探索性的访谈，以便更好地了解数字化跨国镇压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我们采访了18个人，他们从其他国家（原籍国）移居或逃亡到加拿大后居住在此，并且都声称自己当前或曾经从事与原籍国有关的政治或社会活动。

其中 6 名受访者自称为女性，11 名自称为男性，还有 1名未提供性别。他们声称自己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西藏、香港、中国内地、卢旺达、伊朗、阿富汗、东突厥斯坦和俾路支斯坦。²⁹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³⁰所有受访者均受过大专或大学教育，或正在参加大专或大学的学习。除学生外，其他受访者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包括新闻业、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和民间组织。这些受访者出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原籍国，包括家庭原因（例如，幼年时离开）、在原籍国无法谋生和/或为了逃避迫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或其家人（如果是在幼年时离开）的离开都与受到或担心受到原籍国当局的迫害有关。

受访者在访谈中探讨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他们在原籍国和加拿大所从事的活动，他们在两地使用过哪些数字技术，他们在加拿大或在抵达加拿大之前是否遭受过数字攻击，对此有何感受，以及这种攻击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受访者的数字化跨国镇压采用了各种战术，但都包括黑客和网络钓鱼、帐号接管、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喷子和水军攻击、网络威胁和造谣。受访者表示，他们采取了一些数字化措施来保护自己。³¹

在下面几节中，我们会更加详细地介绍数字化跨国镇压受害者的经历。受访者讲述了这对他们的心理、社交和身体造成的重要影响，比如会感到多疑和焦虑、变得更加谨慎和孤僻、工作和学习受到负面影响、觉得自己要对他人的安全负责、与加拿大和原籍国的亲朋好友的交流受到限制等。他们还将数字安全和人身安全联系起来，并强调他们缺乏资源来应对数字化跨国镇压。先前的研究强调了数字化跨国镇压造成的严重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如何导致自查和社区网络的侵蚀，我们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这些结论。虽然我们没有对受访者所描述的数字威胁进行技术鉴定，但他们将这些数字攻击归咎为原籍国，并推测这些攻击与他们从事的政治或社会活动有关。

数字化跨国镇压对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

受访者证实了之前的研究结论，即数字化跨国镇压对他们的社会心理健康（包括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例如，一名沙特活动家将数字攻击形容为一种“心理和情感战”，并称自己在受到数字攻击时感到“无尽的恐惧和焦虑”。

其他受访者也有同感。一名西藏人权活动家称，他们的 Instagram帐号成为了骚扰恐吓的平台，还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上收到过钓鱼邮件和暴力威胁私信。他们表示自己不仅感到身体疲惫不堪，还要在充斥着数字威胁的环境中维持正常生活，这让他们饱受“精神 […]折磨”，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这种经历特别痛苦。据女性受访者称，她们在网络上收到过强奸威胁以及其他带有厌女色彩的威胁，这让她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包括数字层面和人身层面。

来自也门的受访者中，一名在新闻界工作（后文中称为“艾哈迈德”），另一名从事人权宣传工作，他们的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帐号都屡次遭到入侵，有得逞的，也有未遂的，此外还遭遇过网络诽谤。他们发现，潜在的数字威胁让自己“总是疑神疑鬼”，“情感也变得麻木”了。一名叙利亚政治活动家表示，数字攻击（包括多次被Facebook删除页面、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帐号遭到黑客攻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让他们患上了“重度焦虑症”。

另一名社交媒体帐号曾被黑客入侵的叙利亚政治活动家指出，遭受数字攻击会造成“心理影响”，导致他们陷入“长期的多疑和焦虑”中。这种状态不仅会影响他们的“情感关系”，还会导致“心理状态不稳定”。一名来自阿富汗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说，他们发现SIM 卡被盗用后，感到惴惴不安，担心自己在加拿大可能会受到人身攻击。

有时，受访者明确表示尽管经历了种种负面影响，但数字攻击无法阻止他们参与宣传活动。例如，一名西藏人权活动家重申，尽管数字攻击已经影响了他们开展西藏宣传工作的方式，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放弃宣传。一名曾在加拿大退出政治活动的叙利亚受访者还指出，他们遭受的数字攻击（主要发生在叙利亚）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勇猛”了。

数字化跨国镇压与自查

面对数字化跨国镇压，这些受访者采取了自查的做法，例如在网上发帖时格外谨慎。一名来自俾路支斯坦的政治和人权活动家表示，他们都“非常小心，不敢做一些可能导致[自己]被泄露、监视或利用的事情”。一名也门记者（后文中称为“艾哈迈德”）称，反复攻击对他造成了“私人层面”的影响，因此除非“有必要”，否则他不会在Facebook 上发表政治言论。

一名叙利亚活动家称他们感到不安全，不愿在网上透露个人信息。他们表示自己不能在网络上“公开发言”或“与人公开交流”，也不能“发布自己喜欢的内容”。另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受访者说，出于对数字攻击的恐惧，他们会向叙利亚的家人隐瞒一些信息。例如，他们不愿告诉父母他们是以难民身份在加拿大定居的。

数字化跨国镇压与社区网络的侵蚀

受访者表示，数字化跨国镇压影响了他们与加拿大国内及国外人群的社交和互动方式。他们会限制与原籍国人群的数字通信，避免与来自同一原籍国的人交往。受访者提到，他们之所以害怕与国内的人联系，是因为担心如果他们的通信内容被原籍国当局截获，这些人可能会受到迫害。

例如，一名来自叙利亚的企业主和政治活动家（后文中称为“阿米尔”）表示，在成为数字攻击的目标后，他便开始“谨慎交友”。例如，他在Twitter上多次遭到网络喷子的攻击，他认为这是受沙特政府的指使。如果有人因为跟他们有联系而受到迫害，他们会感到内疚，觉得自己要为他们的安危负责。他们还提到，在加拿大的校园里，其他人都不敢在公共场合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回不了家或父母可能会惹上麻烦。

一名叙利亚受访者指出，他们的行动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朋友关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遭受数字攻击的经历导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时必须“慎之又慎”。另一名叙利亚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称，他们“不敢联系”其他叙利亚人，依旧害怕他们的家人遭遇“间谍活动、暗杀或报复”。受访者指出，数字攻击“大大影响”了他们与叙利亚人社区的社交，因为“对他们感到害怕”，并且“不愿意跟他们交流”。由于害怕被黑客攻击，他们切断了与亲朋好友的直接联系，“变得非常内向”和“关注他人”，并且“总是怀疑别人，过度质疑他们的交流意图和动机”。

另一名叙利亚活动家称，当他们抵达加拿大时，他们有意识地决定要远离叙利亚人社群。由于对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言论有所担心，他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或涉及叙利亚问题时变得“更加小心”了。一名来自阿富汗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表示，遭遇数字攻击后他们很难再“信任别人”；他们开始对跟他们来自同一原籍国的人“起疑心”，并且会限制与他人的联系。

一名来自东突厥斯坦³⁵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指出，他们很难与原籍国的人联系，因为当局会在微信这类平台以及其他应用程序上进行通信监视。因此，他们没有跟国内的朋友和家人联系。他们还表示对数字攻击和监视很担忧，部分原因是其原籍国的其他人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比如死亡或者酷刑。一名来自中国的亲民主活动家称，他们与大部分亲友都“失去了联系”，因为“不想（给他们）惹麻烦”。

一名沙特活动家解释说，他们主要担心其他人的安全：“如果有黑客侵入我的手机，这些人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因为我的手机被黑了。不仅仅是被攻击的人有危险，所有有联系的人都有危险。”同样地，来自伊朗的受访者（前文中称为“阿拉什”）也表示自己对缺乏数字安全的担忧，一部分是出于对他人安全的考虑。一名来自俾路支斯坦的活动家称，他们并不担心在加拿大期间被巴基斯坦政府跟踪或监视，但是会“担心国内与他们有联系的人”。他们表示，虽然来到加拿大是为了有自由的空间，可以为他们的民族谋利益，但现在他们却无法安全联系家乡的人民。

数字化跨国镇压与人身安全之间的关系

受访者提到，除了数字攻击外，他们还遭受过其他手段的跨国镇压，比如人身威胁。因此，即使这些受访者离开了原籍国，也不一定能消除他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即便在加拿大，他们依然没有安全感。

例如，一名沙特活动家（前文中称为“阿里”）称在加拿大，有人曾联系他，试图引诱他回到自己的原籍国。一名叙利亚活动家称，在加拿大，有人曾威胁他们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一名也门记者（前文中称为“艾哈迈德”）则欣慰地表示，在加拿大他可以很放心地去喝咖啡，但随后又讲到自己的家人曾因为他从事的活动而被捕，如果他在 Facebook上发帖，家人依然还会收到威胁。这表明即使活动家离开了原籍国，其家人在原籍国的人身安全可能仍会受到威胁。

来自东突厥斯坦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讲到自己在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一名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的人试图扰乱演讲。这位受访者认为这名学生可能是受到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的指使。受访者还称，曾多次有人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到原籍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取一份文件。

来自俾路支斯坦的活动家称，他们在加拿大没有安全感，警方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建议他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一名来自香港的亲民主活动家（前文中称为“李丽”）讲到，在一份关于加拿大反中共活动家遭受骚扰的报告发布两天后，她在回公寓的街上被人追赶。她还说，在一次抗议活动中，有人冲到她的面前并扬言要杀了她。

一名来自卢旺达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讲到，他们有几个朋友在流亡期间被暗杀或曾遭到暗杀。这名受访者讲述了他们在肯尼亚差点被原籍国政府绑架的经历，但他们最后逃脱了。在肯尼亚工作期间，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以防再次遭到这类攻击。一名伊朗活动家（前文中称为“阿拉什”）也表示，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比如改变“运动模式”、不公布自己的出行计划、不去受伊朗势力影响较深的国家/地区。

应对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可用资源

受访者指出，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缺乏正规资源来应对数字攻击。例如，一名叙利亚活动家称，遭遇黑客攻击后，他们可以请个数字安全专家朋友来帮他们找回帐号。然而，
他们又说“除此之外，我也没辙”。

一名受访者（后文中称为“阿米尔”）曾协调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老牌组织，一同应对叙利亚活动家面临的数字威胁，还曾在行业主导的会议上发言。这名受访者表示，加拿大政府未曾提供过相关课程或研讨会，来提高小企业的数字安全风险意识。一名伊朗活动家（前文中称为“阿拉什”）曾经跟他的雇主商量，要求对他的设备进行检查。一名西藏人权活动家向加拿大和西藏媒体讲述了他们正在遭受的数字攻击。然而，他们表示“很难”获得适当的“情感支持和个人支持”。

一名叙利亚活动家曾经因为他们在 Facebook上的社区页面被封禁一事，尝试直接与该社交媒体网站对话。他们还曾尝试就此问题与美国国务院对话。然而，这两次调解都无果
而终。受访者还曾向具有数字安全经验的外部组织求助，但并非次次奏效。

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对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应对措施

受访者曾联系加拿大执法机构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寻求援助，得到的反应不一。³⁸政府援助不力让这些受访者感到沮丧，他们觉得不得不独自应对数字化跨国镇压。他们有时决定不去求助执法机构，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会雪上加霜，或者觉得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

例如，一名也门活动家曾报警称加拿大 SIM卡被调换、银行帐号被盗，但从来都是石沉大海。来自香港的受访者（前文中称为“李丽”）曾向加拿大政府高官提出了数字化跨国镇压的问题，但她认为政府没有为面临这类问题的加拿大人给予关注和支持。

一名来自俾路支斯坦的活动家曾向警方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最后意识到他们不得不独自解决。一名来自东突厥斯坦的活动家告诉警方他们不断接到骚扰电话，但警方表示无可奈何，因为是境外号码。此外，该受访者很担心他们在宣传博客上遇到的数字安全问题，而警方建议他雇一名私家侦探。

受访者只是避免跟警方打交道，他们担心这样可能无济于事，甚至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例如，一名叙利亚企业主兼活动家（后文中称为“阿米尔”）表示，他的业务遭到大量DDoS 攻击后，但他没有报警，觉得警方无能为力。来自阿富汗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家称，他们在遭到数字攻击后也没有报警，因为他们不信任加拿大当局。来自香港的亲民主活动家（前文中称为“李丽”）也表示不愿报警，因为是“白费劲”。

第 4 节：关于加拿大政府如何应对境内数字化跨国镇压的政策建议

第 3节详细介绍的访谈表明，数字化跨国镇压对加拿大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加拿大政府已经着手应对加拿大面临的“外国干涉”（该词含义很广泛，足以涵盖数字化跨国镇压）威胁，这反映了政府主要担忧的是加拿大的民主制度、经济利益和关键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威胁。⁴⁰我们查阅现有的政府报告和声明后发现，关于外国干涉对移居或逃亡到加拿大的活动家和异见人士的影响，政府没有花多少精力去了解，相关的记录十分有限。关注数字化跨国镇压（以及更广义的跨国镇压）这一具体概念，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威权主义活动对这些群体的权利与自由造成的深远影响。考虑到这些影响，我们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以下初步建议，作为国内其他组织所提建议的补充。⁴¹

追究数字化跨国镇压实施者的责任

• 发表反对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官方声明，确保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能够体现政府对国内外人权保护的重视。⁴²加拿大政府应注重保护境内活动家和异见人士的权利和自由，并认识到这个问题构成的威胁不限于商业或加拿大的经济利益。⁴³例如，美国商务部最近将臭名昭著的间谍软件供应商 NSO集团列入了“实体清单”，并限制美国对该公司的出口，明确指出了该公司在跨国镇压中的推动作用。⁴⁴这类政府行动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决不容许向独裁政权出售监视技术。
• 对于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外国国家、人员、实体以及其同谋，研究实施针对性制裁的可行性。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境内跨国镇压的建议中也包含了这一条。⁴⁵
• 审查加拿大的外国国家豁免法，并实施必要的改革，确保遭遇外国国家行为体数字化跨国镇压的个人能够在加拿大寻求法律救济。例如，在美国背景下，当受害者寻求就数字化跨国镇压行为起诉外国国家行为体时，外国国家豁免会成为潜在障碍。⁴⁶
• 研究如何利用加拿大现行刑法来追查境内的数字化跨国镇压实施者和推动者；在数字化跨国镇压的背景下，对公众和执法机构开展教育，让他们学习这些法律条文。⁴⁷此外，考虑设立针对跨国镇压行为的新罪行的适当性。例如，有些司法管辖区制定了一项具体的“难民间谍罪”，用于处理对难民社区的监视和骚扰问题。⁴⁸另外，加拿大政府应调查是否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来限制其他国家出口或滥用监视技术。⁴⁹
• 通过公布出口企业名称、出口技术类型、技术出口目的地、批准（拒绝）出口许可的理由等详细信息，提高加拿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条例的透明度。最近，欧盟要求欧盟国家提高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的透明度。⁵⁰这样可以让公民社会持续监督出口国的监控能力，以及军民两用监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 加强现行出口条例，扩大其适用范围：确保新的监视技术已纳入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确保对潜在军民两用物项出口进行可靠的人权影响评估；公司在出口前必须遵守尽职调查要求；确保出口条例得到有力执行。规定必须进行人权评估后才能发放出口许可证，这样能减少独裁政权可获得的监视技术。欧盟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以确保加强出口审查制度并扩大审查范围。⁵¹
• 确保加拿大的情报和执法机构在境内使用的所有监视技术均符合《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以及国际人权法。确保这类技术的采购公开透明且须征询民意，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进口或使用与侵犯人权有关的公司提供的监视技术。通过以身作则，加拿大政府（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有机会明确阐明关于国家行为体何时能以何种方式使用监视技术的规范，以此削弱那些主张任何国家都能以任何方式使用这类技术的独裁国家的辩护能力。

向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支持

• 成立一个独立于 CBSA、CSIS或执法机构的专门政府机构，为跨国镇压受害者提供支持，并开展调查研究，弄清这些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加拿大人权行使的影响。⁵²
  确保各政府机构在应对跨国镇压方面能够相互配合，应重视保护加拿大各个群体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改革可能有助于解决国会议员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在 2019年报告中提出的担忧，这份报告强调，安全和情报机构对这类威胁（包括严重性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方面）没有达成共识。⁵³ 这导致加拿大一直行动迟缓。⁵⁴此外，该报告还指出，政府一直采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对具体的外国干涉案例作出反应，但在很多其他领域，加拿大的制度、基本权利和自由持续遭到敌对国家破坏，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⁵⁵还有一个问题，对外国干涉的调查（通常由当地警方进行）都是“一次性”或“专项”调查，并不能“加深对国家安全、国内主权和加拿大人权威胁的理解”。⁵⁶加拿大民间组织的研究同样反映了这些问题。⁵⁷

• 设立专线和/或报案机制，供个人秘密报告数字及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事件；开展外联工作，以更好地了解他们需要哪些其他服务和支持。与从事难民和移民工作的加拿大社区组织合作，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工作，告诉他们个人可以从哪里获得政府机构的支持。⁵⁸
• 对于涉及跨国镇压相关事务的现有政府机构，确保其员工训练有素，能够理解、调查和应对数字及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并能敏锐洞察这些镇压对加拿大各个群体的影响。通过设立多元化政府机构、征询民意、对 CSIS 的行动提供有力保障等措施，解决 CSIS 等政府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的不信任。
• 对于与加拿大难民和移民合作密切的加拿大社区组织，为其提供资源（如财政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跨国镇压问题。这些组织可以利用政府资金来调查跨国镇压对其客户的影响，提供数字安全资源（例如，安全规划器(Security Planner)）⁵⁹以及跨国镇压相关的教育资源，增加面向高危人群的社会心理和精神健康支助服务。

与涉及数字化跨国镇压基础设施的公司合作

• 通过立法规定，在政府要求删除其平台上的在线内容或获取用户信息时，社交媒体公司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社交媒体公司必须终止推动数字化跨国镇压的行为，比如，依照国家行为体或国家相关行为体的要求封禁活动家的社交媒体页面。提高这类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问责机制。
• 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了解他们目前如何识别和处理其平台上发生的数字化跨国镇压行为，并评估可通过哪些机制（如，监管）来确保这些公司能采取合理行动应对这种威胁。⁶⁰
  尤其是，社交媒体公司可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来保护用户的帐号安全，并减轻数字化跨国镇压的威胁，例如：
  • 促进和支持双重认证的应用，为新帐号默认开启双重认证。
  • 调查活动家和异见人士在其平台上遇到的威胁，确保有充分的资源和技能（例如，语言技能、对政治背景的充分了解）来了解和追查这些威胁。
  • 公布其平台上发生的数字化跨国镇压预估案例数，以及这些案例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如果平台识别出某个用户是数字化跨国镇压的目标，应向其发送警告/通知，并提供便于理解和执行的建议。这类工作应与社区组织合作进行，以确保个人能够获得所需的后续支持。
  • 为高风险人员提供经过语言本地化处理的安全资源和指南，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保管自己的帐号；与社区和安置援助组织合作，帮助他们将紧急的数字化跨国镇压案例提交到平台，以便对这些案例进行评估和处理。
• 研究其他企业行为体在推动数字化跨国镇压中起到的作用，并评估这些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需要调查的实体可能包括域名注册商、网络托管公司、向其他行为体提供用于开发和部署数字监视技术的服务和产品的公司。

结论

此份报告重点介绍了数字化跨国镇压如何影响流亡加拿大的异见人士和活动家群体。尤其是，这种数字攻击严重影响了受害者的福祉，削弱了他们从事跨国宣传工作的能力，侵犯了隐私权、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并增加了留在原籍国的亲朋好友面临的危险。

同时，随着监控市场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全球的日益普及，数字化跨国镇压行为的规模和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我们在此份报告中提出，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帮助阻止这些滥用行为，保护在加拿大境内受到攻击的群体。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加拿大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和法律存在不足，政府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